一个男人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开四十分钟车，坐到电脑前，做别人要他做的事。他收入不错，有身份：纸面上，他在工作。几公里外，一个女人全职照料生病的母亲。她拿不到任何工资，她的贡献不出现在任何指标里。一个在制度所理解的意义上工作；另一个在贡献，可只有前者被承认。智治恰恰从这道落差出发。
工作，被缩减为有酬之事
在我们的社会里，工作这个概念被关进了一个极其狭窄的定义：能带来报酬的、能写进合同的、能申报和计数的，才算工作。其余一切都存在于边缘。给亲人的照料，父母给孩子的教育，对一位孤单邻居的用心，知识的传递，一座共享菜园的照管，在制度眼里，这些都不是工作，然而正是它们撑起了一个社会。这个定义并不中立。它不承认的东西，终会变得脆弱，然后消失。于是我们造出了一个世界：无用的岗位报酬优厚，而根本性的贡献却全然不被承认。
从工作到贡献
智治挪动了那个中心词。工作让位于贡献。差别看似轻微，改变却很大。工作，是从事一项由合同框定并有酬的活动。贡献，是一切帮助、支撑、修复、传递、抚慰或让事情成为可能的行为。工作是一个行政范畴；贡献是一种活的现实。人们不再问「我做的事有酬吗？」，而问「我做的事带来了什么吗？」。借助联结，这份真实的贡献以其一切形式变得可见、得到承认。报酬不再是一个社会告诉某人「你所做的算数」的唯一方式。
那么，尊严呢？
还剩下每一场经济变革都必须直面的问题：那个无法贡献的人怎么办，孩子、重病者、正经历丧痛的人、年迈至极的人？答案是清晰的，也正是它把智治与一切曾想把一条生命的价值系于其有用性的意识形态区分开来：对食物、住所、照护与教育的获取，从不悬于贡献之上。承认贡献，可以；把尊严设为条件，绝不。这一挪移如何具体地改变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街区的生活，尚未出版的书将讲述；本文只为它推开一扇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