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最早的一批,这本身就有某种独特之处。不是一种特权——而是一种责任。是在一个理念尚未被看见、还没有任何制度性势能可以依靠、唯一能拿出来的论据只是 »某种真实的东西正在诞生 »的信念之时,承担起这个理念的责任。
这篇文章把话语权交给那些选择在运动尚未可见、地图尚未显示、书尚未出版之前就注册的人——以综合性证言的形式,代表首批智治者所分享的体验。他们的经历道出了 »属于某事开端 »意味着什么这一根本问题。
« 我需要让我的承诺有一个地址 »
复杂系统工程师,41岁,蒙特利尔。
« 我从事系统韧性研究已有十五年。我读过数百篇关于治理、代议制民主局限性与可能替代方案的文章。但所有这些都停留在理论层面——一些没有可以安放之处的思想。
当我发现智治时,首先打动我的并不是这些原则——我在其中看到了一些我已经熟悉、只是表述不同的内容。打动我的,是一个登记册的存在。一个让我的立场被正式记录的地方,有日期,与其他国家其他人的立场叠加在一起。我需要让我的承诺有一个地址。现在,它有了。 »
« 这不是信仰之举——这是清醒之举 »
政治哲学教授,58岁,里昂。
« 我花了不少时间才决定注册。并不是因为我怀疑这些原则——从初读起它们对我而言就是正当的。而是因为我对那些声称要彻底改变一切的项目抱有职业性的警惕。我见过太多以失望或被收编而告终。
说服我的,恰恰是所提议机制的谦逊。智治并不许诺一场革命。它提议的是一种合法性的转折,渐进、民主,不要求所有人达成一致——只要求足够多的人正式表明一种方向。这不是对光明未来的信仰之举。这是对 »既有体系已不够用、必须在它们尚在运转时就开始构建别的东西 »这一事实的清醒之举。 »
« 我想让我的孩子知道我做出了选择 »
企业家,34岁,内罗毕。
« 我在肯尼亚经营一家社会企业已有六年。我们致力于将环境与社会外部性纳入考量的经济模式——其实就是智治所说的HCC,虽然我们当时并不这样称呼。
在智治中触动我的,是登记册作为一种历史行为的维度。二十年后,将存在一个日期,标志着我曾表明自己想要别的东西。我的孩子可以查证。机构可以查证。我希望这个日期真实存在。不是为了被认可——而是为了 »曾经选择过 »。 »
首批签署者的共同之处
除了经历、国别与职业上的差异,首批智治者在描述自身注册行为时,共享一些反复出现的特征。
第一是清醒的幻灭。他们并非脱离投入——他们往往比平均水平更投入于各自的领域。但他们已经用尽了既有框架下可用的承诺形式,正在寻找某种作用于不同层面的东西。
第二是对形式化的需要。许多人在认识智治之前就已经认同它的原则——他们已在以共振、生灵、贡献的方式思考,只是没有相应的词汇。注册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正式安放自己一直所承载之物的地方。
第三是对长期行动的意识。首批签署者并不期待在有生之年看到大转折——或至少不期待是明天。他们注册,是因为他们认为现在所作的行动、在运动尚未可见之时所作的行动,本身就有其价值。他们是在为 »之后 »建造。
« 成为最早的一批,并不是比别人早一步正确。是接受在尚未看见所建之物时就着手建造。 »
本文中呈现的证言为代表性的综合,基于协会所收到的反馈构建。它们并不对应可识别的具体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