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写下一条几乎所有国家都采纳的定义：健康是身体、精神与社会完全安好的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这句话从未被撤回。然而我们的制度却反其道而行：它们主要把健康定义、衡量、照管为「没有疾病」。智治认真对待另一面，并提出一个朴素的问题：如果症状也是一个信号呢？
健康不是没有疾病
在我们的制度里，健康被奇怪地定义：它是没有疾病时所剩下的东西。它恶化时人们才操心，人们通过「哪里不对」来衡量它，而且往往在几乎太迟时才介入。这种做法带来了可观的进步，无意去贬低。但它有三个盲点。它等疾病到来，然而使人生艰难的很大一部分，疲惫、焦虑、失眠，并不总是来自一种明确诊断的疾病：往往是一种已然安顿下来的失衡，单靠药物不足以消除。它把身体切成器官：每位专科医生各司其职，而且往往做得出色，但这个人却很少被整体地看待，除非是家庭医生。它又把身体当作在真空中运转来观察，忘了压在它身上的日常、联系与环境。对智治而言，健康不是一个跌倒后才去追回的状态：它是一种要日复一日维护的平衡。这里的任何内容都不能取代诊断，也不能取代疗效已获证实的治疗，更不是在劝人中断治疗。
当身体在诉说群体
由这一移位，生出另一种倾听。当同一群体中有几个人感到相似的东西，一种持续的疲惫、一种弥散的不适，人们不只追问如何照护每一个人：也追问在我们的运作方式里，是什么造出了这种状态。症状不再只是一句个人的抱怨，而成为关于群体的信息。这要求两处移位：把身体所表达的当作一个信号来倾听，并接受众人的安好是众人的事，而不只是故障时才被叫来的专家的事。那么，照护便不再只是修理：而是让组织本身成为一种照护之举。
一个信号，不是一个过错
这同样适用于心理痛苦，我们的社会正经历一场规模恐怕前所未见的危机。抑郁、焦虑、耗竭、空虚之感：这些现象如今触及各个年龄、各个阶层。一种智治的视角既不否认它们，也不把它们缩减为一个待矫正的生物学问题：它医治它们，必要时借助治疗，同时也从中听出一个信号，一条关于个人与群体所处境况的信息。这种目光既不取代诊断，也不取代疗效已获证实的治疗：精神医学与心理治疗依然必要而珍贵。当痛苦变得大规模，受质疑的便不再只是个体的心理，而是造出这些境况的组织。一个社会如何在日常中具体地培育这份平衡，通过饮食、休息与对生命节律的尊重，作为医学的补充，尚未出版的书将展开；本文只把问题提出来。